抗战时期,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既要面临与日伪的残酷斗争,又要应对来自国民党的“磨(摩)擦”。如何利用历书在民众中的广泛影响进行革命动员,并构建良好的时间秩序,使根据地得以有效运转,成为当时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旧式历书“在民众中还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的任务不是听其自然流行,仍应该编制一些内容联系到抗战的旧历历本去供给民众”。因此,对这种影响广泛的文本内容进行重构,既是对敌斗争的迫切需要,也是构建根据地时间秩序的手段。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党开始大规模编印新历书。
从现存资料看,党对历书的编印兴起于20世纪40年代。1940年,新华书店总店印制《一九四一年日历》;1941年,华北新华书店印制《1941年日历》;1944年和1945年,延安的中央印刷厂先后印制《农历——新编民国34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农历历书》;1945年,新华书店总店印制《一九四六年日历》等。
当时,党在历法时间的使用上主要是阴历和阳历并用,同时根据农民使用历法的实际情况,在内容上更加注重传播、灌输农业生产知识,普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法令,试图通过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取代旧历书的迷信内容。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从1942年起每年编印一本《农家历》,摒弃了“皇道吉日”等旧内容,按二十四个节气,介绍农业生产方面的科学知识及农谚,同时刊载春联等农村应用文,还有人民政府政策法令的具体解释。封面也用耕牛图代替旧的大龙治水图,真正做到群众喜闻乐见。当时张闻天正在晋西北搞农村调查。他对这本《农家历》很感兴趣,专门向党委宣传部提到了这本历书。
抗战期间,由日本扶持的伪政权所编订的历书大力提倡旧历,甚至添加大量的神煞宜忌内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提倡使用新历并对旧历书进行改造,也蕴含了对抵制伪政权的强烈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