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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大提出“民主的联合战线”是我党统一战线的伟大开端，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和丰富的社会实践基础。
一
一大闭幕不久，中国共产党帮助在上海颇有影响的中华女界联合会进行改组，作为党的中央临时妇女机构。1921年12月10日中华女界联合会创刊《妇女声》（半月刊），李达、王会悟、王剑虹等参加编辑。该刊面向广大女工，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妇女刊物。1922年2月，征得黄宗汉会长同意，以中华女界联合会名义筹办的平民女学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开学，李达任校务主任。该校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王会悟、王剑虹、王一知、丁玲、钱希均等早期妇女干部。
在青年运动方面，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于1922年4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第十一届大会。3月9日新成立的上海非基督教青年同盟发表宣言，表示坚决反对。接着，北京、广州、汉口等地的广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立即投入非基督教运动。3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号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章程及通电。中共中央建立了一个7人委员会，领导这场运动。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工作人员利金1922年5月报告说：非基督教运动“形成了广泛的战线，……运动的总指挥部从第一天起就掌握在共产党中央局手中，它通过青年团成功地控制了整个运动。”
在工人运动方面，1922年5月1日至6日，由中共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173人，国民党人占多数、共产党人次之，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人参加，但都接受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大会通过每个决议案上几乎都有“大会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字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事实上拥有了指挥全国工人运动的权力。《全国劳动大会第一次会议宣言》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即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阶级的强固的紧密的阵线，向着资产阶级和压迫阶级为不断的奋斗”。
共产党在大会主席团的提名中安排了各派人选，其中有谢英伯（国民党员、广州互助总社社长）等五人。值得注意的是，谢英伯不仅被提名为大会主席团五人之一，还作为广东代表出席了稍后同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团一大的议程中有一项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各团体的关系”。如此安排多少考虑到了与国民党的统战关系。
二
正是在群众运动初步联合国内民主派的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6月15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认为“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付封建式的军阀革命”，要“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
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首先听取中央局书记陈独秀作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提及最近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着重阐明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接着，中央局委员张国焘报告工人运动状况及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的情形、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以下简称远东大会）的经过。最后，由青年团中央书记施存统报告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经过及大会通过的决定。
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一年来党的工作，批准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报告，追认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11个文件。其中《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明确指出：“我们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都含有“组合”“联络”的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则作了补充和修正，加重了反帝国主义的色彩，强调中国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应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三
中国共产党人在短短不到一年的革命实践中，经过艰辛探索，初步运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在领导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方面初见成效，争取了群众，打开了局面，形成了规模效应。群众运动的具体实践对党形成民主联合战线策略的作用是全局性与整体性的，它为新的革命策略的提出增添了底气和勇气。党在群众运动中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最初尝试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创新性。它是中共二大提出“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实践基础和本土资源。中共二大“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提出，具有明显的策略自信，它既不是中共少数领导人在办公机关里冥思苦想出来的，也不是单凭共产国际外来帮助的结果。